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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一、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特征
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存在一定的限度，取决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财富的回流。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货币资本积累的扩大一部分是随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扩大而增加的，一部分也会由于货币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独立性而独自积累。这种积累方式的特征会让经济在一段时间段和一定领域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飞速向前，有利于企业融资和分担风险，从而导致人们以金融市场作为价值增值的中心，如今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正在经历一个镀金时代。而在另一时间段和另一领域呈现出与现实资本积累相反的趋势。由于这种积累的相对独立性，货币资本在一段时间出现过剩的现象成为必然，并且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过剩问题日益尖锐，从而缩短信用制度、金融资本同资本主义界限的距离，直至突破界限导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是在社会金融系统中爆发的危机，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金融指标短期内急剧变化，表现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金融机构破产等。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信用的突然中断导致整个资金链条的断裂，从而表现为全国性的或全球性的货币危机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十分重视外部条件的有序性从而保证他们所创造的货币循环体系的运转，与政府合谋，一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另一方面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各种手段的同时给予金融资本自由。历史上金融资本的成长面临过很多困境，欧洲的过剩资本，为寻找广阔的投资领域对全世界国家进行金融扩展，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使资本投入分散化以减缓危机的发生，同时形成托拉斯等垄断机构干预市场，加强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危机的爆发。但恩格斯认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一切看似挽救金融危机于水火的举措都将为一场全面的、最终的、争夺世界霸权的工业战争做准备。
危机是由金融资本自身对实体经济的寄生性所带来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信用货币的相对独立性，并不能改变汇票贴现需要依托实体经济的现实买卖交易的完成这一现实，而这种现实的买卖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因此金融危机所表现的货币危机又一定是信用过剩和生产贸易过剩，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必然会出现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过剩又是相对过剩，缺少投资领域也是相对缺少。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的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巩固自身的一种方式，垄断集团利用自身优势和权力内部操作，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场零和博弈，在这场骗局中，中小资本家、工人阶级、零售商、债券行业中的弱者都是每一次开盘所牺牲掉的，资本越来越多集中到少数寄生者阶级手中形成垄断，而在危机中资本再一次得到集中。运用这种方式资本市场充分发挥了市场的本性，一方面淘汰弱者另一方面从下层中筛选出精英加入资本主义市场的队伍，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再一次被巩固了。
二、金融资本的时代命运
金融资本在一系列包装之下，呈现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之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金融扩张巩固自身权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渗透和尖端技术限制，将金融视为一国之本，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金融资本的命运已然注定，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金融资本的相对性，提醒人们在激发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敲响了一记警钟。
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的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势的单纯过渡点。信用制度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也使得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金融资本也在历史的发展中辩证的存在着。
早期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为摆脱高利贷的控制，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抢占剩余价值是信用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服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信用制度的产生使得虚拟资本与生俱来就有寄生性的特征，生息资本的利息是占有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剩余价值，其本身只是充当了通货而非资本，因此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价值，在本质上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此外，信用制度凭借货币的支付职能使得金融资本市场充满赌博欺诈，中小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把一部分用于企业运作的资金拿出用以金融投机，却陷入资本集中，被托拉斯垄断巨头、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部门内部设计的陷阱之中。正如高利贷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制度使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破坏而非创造生产力。
从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正如高利贷资本与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一般，现代信用制度、银行制度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金融体系也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下的必然产物，与同时代下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适应。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产物，没有信用制度，没有金融资本也不可能过渡到联合起来的劳动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才称那些宣扬信用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资本被集中起来，使得资本具有了社会的形式，从而进行全社会的分配，实现了资本利用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尽可能寻找获利最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有利的产业部门，无论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工人阶级都不是资本的所有者。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被马克思认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之一，联合的生产方式是其积极扬弃的结果。信用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使得所谓要求实行公里当铺和无息信贷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
金融资本作为过渡点，对于其时代命运，马克思曾在《资本论》描述过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一概念，并高度赞扬，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物质生产力与相适应的物质生产形式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对旧形式的扬弃。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被改变，工人作为联合体是自己的资本家，从而金融资本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经济危机的影响便可以避免。尽管如此，合作工厂也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缺陷，因为它首先是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完善的工厂制度、现代的信用制度都是合作工厂产生的必然条件。但合作工厂的产生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要遵循“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何时，在什么地方都要取决于孕育其出现的各种物质条件是否成熟。
三、小结
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以控制全部生产关系的寄生机制，虚拟经济对生产关系的支配性使得人们被货币增值的表象所蒙蔽，陷身金融投机，直至市场萎缩、经济衰退、生产力下降、债务膨胀等经济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停留在商品和货币供需变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的表象，新自由主义强调让金融市场保持活力，认为资本虚拟化程度过高，市场过度投机等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修修补补。自金融资本产生以来就饱受争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实质。金融资本与信用制度荣辱与共，通过信用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寄生机制，其本身并不产生价值，但信用制度作为与同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向先进生产方式过渡的必然阶段，每一次金融危机同时是资产阶级扬弃自身的形式。我们并不能时时诉诸公有制对这种寄生机制的消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出现之前，信用制度、金融资本也将一直生存下去。同时代下，亟需学习并运用经济规律，对金融资本形成辩证性的认识，理解其寄生性的内在机理，坚决以现实的生产关系为根本，以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