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随笔

　　我们诊所实习的前几周正赶上国庆，暂时不接待当事人。从前我没有接待上访者的经验，为了做好心理准备，我读了一些有关的书，其中一本是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写一个上访二十年的农村妇女李雪莲的故事。翻着这本《我不是潘金莲》，犹如真在接待这个叫李雪莲的上访妇女，我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
　　《我不是潘金莲》成书于2012年。故事写一个叫李雪莲的妇女，为了在人群中纠正一句“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的话，苦苦上访了二十年。顶了“潘金莲”的冤名，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李雪莲想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于是她走上漫漫告状路。她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伸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有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于后来，每到“两会”期间，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了二十年。
　　正巧，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人大会议期间。书中写道，当地官员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拦人大会议期间前来北京上访的李雪莲。不禁让我恍惚觉得，这几天被拦住的进京上访人员中，也有这么个李雪莲；自己未来接待的人中，也混迹着许多个李雪莲这样的人。
　　其实李雪莲是个听劝的人。看厕所的女人劝她别杀前夫秦玉河，不如折腾离婚，闹个鸡飞狗跳来报复他，李雪莲听进去了；家里的牛临终时跟李雪莲摇摇头，劝李雪莲别再告了，李雪莲含泪听了；赵大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李雪莲好好生活，李雪莲也听从了。或许有人耐心跟李雪莲说道说道法律运作的这个理，李雪莲会了解的吧？只可惜终其一生，没有人跟李雪莲细细说过。李雪莲像一盘卡壳的录音带，永远在和谐的社会主义大合唱中兀自播放着她不和谐的声音。
　　从法庭到县政府，没有人认真听李雪莲的话，口耳相传的李雪莲事迹都伴随着“刁民”“犟娘们”“麻烦”“屁大点事”的评价，歌舞升平中，没人有功夫替她捋平心里那下不去的褶子。
　　法官王公道说：“刁民，全是刁民。”
　　法院审委会委员董宪法说：“刁民，大街上，拉拉扯扯，成什么样子？滚！”
　　法院院长荀正义说：“咱俩刚见面，我咋就贪赃枉法了？可见是个刁民，滚！”
　　北京警察说：“刁民，全是刁民。”
　　口气如出一辙。
　　我想起自己在行政法诊所面试时，曾说了一句“我们接待的当事人里有的人确有冤屈，有的也是为了争取未必正当利益而闹访的所谓刁民”。回想起来，我为自己用了“刁民”这词感到些许脸酸，那是官员对一些难对付的民众的专用称呼。当一个人目中所见都是刁民的时候，只怕他在“刁民”眼里的称呼也不会太好听。
　　我是一个学法的，我因此感到悲哀了。“何不食肉糜”，法律人的逻辑是，不知法不能当作犯法后自我辩解的理由，也就是说，公民是理应懂法的，是有能力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但对于一个李雪莲这样连自己的权利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普通民众，在权利遭受损害的时候，要他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这要求显得那么不现实。他们抗争的方式往往如同困兽犹斗，一通乱打，伤敌一百，自损三千。
　　如何解决？往往有人会说应该普法。总是有那么多普法的活动，却总还是会出那么多无知的“刁民”。普法普法，摆出的是教化的态度，我们向你们普法，你们应当知法守法，这是一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面孔。不知什么时候，真和假，对和错，仿佛成了有知识者的专属。正如执法者觉得李雪莲冥顽不化，李雪莲只怕也觉得执法者和法律都那样难以理解，那样荒诞不经。
　　是谁的问题？还是谁都没有问题？应星的书里写了关于上访的三种声音。上访群众觉得是基层的问题，对枉法者嫉恶如仇；基层觉得群众里有刁民，对滋事者咬牙切齿；高层从安定大局出发、以解决问题为重，斡旋其中，调和双方，试图解决问题。这三种立场虽然不同，三套逻辑里却都秉承着一个共同的信念，相信政府。闹着“上访”，终究还是觉得往上再往上，终究能遇到个“包青天”，火眼金睛，了然是非，明辨黑白，为自己翻案。
　　李雪莲相信政府吗？我不知道。或许她只是单纯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糊涂作罢，咽不下这口气。书中，李雪莲对自己说，“本地都是糊涂人，北京是首都，北京总该有明白人吧？”她告诉自己，“北京总能把真的当作真的吧？”她有她的一套逻辑体系，与法律的逻辑并行不悖。法律讲程序正义，讲法律真实。可是李雪莲就认实体正义，信客观真实，不认那个虚头巴脑的“程序公正了，结果也就正义”的理。
　　李雪莲是不懂法。但能说李雪莲就是错了吗？情理的公平与法律上的公平，存在一个落差，一个坎儿，摆在那里。李雪莲就摔倒在那个“潘金莲”的坎儿上，此后终其一生再也没能爬起来。
　　仿照韩寒的话：我听过很多道理，却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我学过很多法律，却还是还不了李雪莲一个她觉得公正的正义。
　　罗翔老师说过，对于时代的悲哀，我们能做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试不试着去做，和做不做得到，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这或许就是我参加法律诊所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