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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戴着耳机边走边听一首歌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若是我的话，戴着耳机在晴朗的南方夏夜，迎着将你的脸吹得酥麻酥麻的风向前走，精神大概是无法集中到歌词上的。这时你的脑子里留下的也许只有循环往复的曲调以及故事里的大概。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所体会到的也许只是一个印象，而非其中的一两句歌词。
这大概是一种荒诞。这种荒诞体现在歌词里要传递的信息和你所真实接收到的信息的分离。而当你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荒诞，即接受你所获得的可能不是字面告诉你的，那么你或许就可以感受到鲍勃·迪伦通过讲述一个你再熟悉不过的故事所要传递给你的东西。
这种东西大概也是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民谣诗人的原因。悲剧式的故事，却没有与悲剧客体搏斗的主人公；就像是讲故事一般的语调中慢慢铺展开的，是一副静态的画面，没有搏斗，没有矛盾，没有应然，只有平铺直叙的实然。在回环重复的曲调中，迪伦的声音也一样不起波澜，他叙述着在一片没有魔法也没有救赎的暴风雨中，一千六百人随华丽的船慢慢沉没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She$told$a$sad,$sad/story$/Of$the$great/ship/that/went/down.”我们或许会想起莎翁在同名的话剧《暴风雨》中的一句话：“多么华丽的一条船，上面一定坐满了尊贵的人们。”看似一样的开端，看似一样的悲剧的故事，但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莎翁表现的是悲剧，而迪伦口中的是荒诞的民谣，而这种区别的原因所在，就是在迪伦的歌中没有强大的魔法师，只有many/many/others。
当我们感叹于一个人命运的坎坷，痛心于一场车祸中失去双亲的儿童，感动于一个人在逆境中的挣扎，以及叹惋于他最后无能为力的失败时，为什么我们能够具有那样强烈的同理心？这是因为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悲剧客体，我们的心绪可以与他共命运，同抗争。当他们毁灭时，我们会感叹命运的不公，叹息主人公的不幸，进而产生出一种悲剧的美感，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我不会是他们”的暗示，体现出的是人的个性，是人在与悲剧客体对抗时在观众心里留下的巨大影子。
然而当这些悲剧主体们，这些抵抗着的人们的形象被一再淡化，甚至最后被抹除的时候，我们势必不会产生一开始的同理心，当里面的一千六百个悲剧主角变得比羽毛都轻，变成many/many/others的时候，个体的悲剧感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巨大的荒诞，一种因为华丽的东西的应然和毁灭的实然分离而产生的荒诞。承诺的时刻就在当前，星光显得如此的温馨，一条如此伟大的船，载着形形色色的人，好的坏的富的穷的，最可爱的和最优秀的，神父、老鸨和画家，一起驶向顺理成章又无法抗拒的毁灭。神父走出小屋，为他们祈祷；老鸨挥一挥手，告别了亲爱的姑娘；可爱淳朴的Jim$Dandy，堵住了舱门，名字相像的Leo和Cleo，护住了船舱，可海水轻松将他们冲垮，统统都淹死在华丽的楼梯旁。不同的人，不同的挣扎，好的坏的穷的富的，最可爱的和最优秀的，平等地在海水中翻滚。就像哈姆雷特在弄臣的墓地旁大发议论，人死了都一样，一个胖胖的国王和一个瘦瘦的乞丐，对于蛆虫来说只是不同的两道菜。而这样一种荒诞正好将这种毁灭抽象了出来，表现出一种对谁都一样的，本质的，至高无上的，谁都无法反抗的毁灭。当这种毁灭在同一时刻重复上一千六百次时，原本若有若无的轻也就变成了一种深刻的重，一种深刻得无法忽视的重。
这种重可能正是一首史诗所要体现出来的，当荷马在一一列举希腊人那华美壮观的船队，英勇好战的英雄时，心中想到的也是他们同一的毁灭和同一的重。这种重也体现在米兰·昆德拉的伟大进军中，呼唤的是对于每一场毁灭及它所对应的生的渴望。
鲍勃·迪伦正是用他那破碎的平叙的文字，循环往复的曲调，平静的回忆般的声音，为我们铺展出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讲的并不是Jack和Rose，而是一首华丽的船，在我的步伐中渐渐沉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