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默认严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作为法大79级的本科生，那时的我们很幸运，授课老师都是大家，个个是响当当的名字。我们班的证据法学就是严先生教的，整整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是严先生的证明理论，以及她主张的证据两性说。
入门刑诉的引领人1983年，我本科毕业，最初被分配到了司法部。据说因为嫌分去部里的女生多了，我和其余四位女同学竟然又被退回了学校，换走了已然留校的五位男生。我找到当时的主管校领导问究竟，给我的理由是因为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留校，第二志愿才是司法部。
由于先期留校的同学都已经安排了岗位，有教学岗，有行政岗，回来的我被告知不好安排了。既然回到了学校，我当然想从事教学工作。考虑到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环境保护法，情急之下，我找到时任经济法系主任的徐杰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去严先生家，冒昧得很。听完我的来意，徐老师告诉我，指导我毕业论文的老师刚刚工作调动去了外单位，加上当时经济法系已经留下了一位女生，接收不了我了。我当场差点急哭了，这时徐老师叫出了正在厨房炒菜的严先生：“老严啊，你看看你们刑诉能不能要了她？”至今记得那个生动的画面，严先生扎着围裙，手里举着炒勺，看了看我，说：“我们刚刚留下了一个男生，行，再来个女生吧！”
大恩啊！承蒙严先生不弃，收留了我，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刑诉教研室，走上了刑诉的求学、从教之路。
求学、就业路上的保驾护航者留校之后，遵严老师安排，我先是做了一年的行政秘书，从1984年秋天开始给本科生授课，讲授刑事诉讼法。上讲台之前，严先生主持了我的试讲。由于过于紧张，没有经验，本该讲一节课的内容让我二十分钟就讲完了。准确地说，是念完了。心知不妙，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严先生。记得当时在场指导我的还有周士敏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严老师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笑着宽慰我：“没事儿，没事儿，你就是语速太快了。”周老师也和蔼可亲地安慰了我。接下来，严先生拿走了我的教案，逐行逐段地审阅、修改，在每一页的左侧，隔一段写一个字：慢！再隔一段，再写一个，一直写了一本教案。
记得当年我申报讲师职称时，严先生介绍我的时候说，“其他人每节课的教案只有4000字，刘玫的教案有 6000字。”这是真的，是严先生核数过的，一页一页审阅过的，一字一字修改过的。
严先生与江平先生、陈光中先生有数十年的深厚友谊，我是直接受益人，后来更是有幸成为了陈先生的博士弟子。
由于自感本科毕业生教本科生很吃力，希望深造，我有心报考85级硕士研究生。当时教学一线教师匮乏，大学的政策是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安心教学，不鼓励报考。我又一次去了严先生家，表达了执意要报考的愿望。严先生非常理解和支持，当着我的面，她给时任校领导的江平先生打了电话，说了她的态度，并推荐我去见江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单独与江先生见面，先生只要求我两点：第一，只能报考一次，考不上就安安心心教学；第二，考上了也不能转关系，在职学习。岂有不答应之理？我点头点得如磕头捣蒜一般。
经过大半年的复习备考，刑诉专业当年有十一个录取名额，我考了第九。但还没等我松了这口气，就被当时的导师组组长告知，因为我在职，不予录取。迎头一闷棍啊！走投无路之际，严先生又一次救了我。她打电话给时任研究生院领导的陈光中先生，让我去见他。那是我第一次见陈先生。记得那天先生很晚才下班回家，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先生当即表示既然成绩合格应该可以录取，并答应过问一下。之后的一切顺风顺水，三位先生圆了我继续求学的梦。
夜里 11:51分，陈先生给我发来微信：“我们交情深厚，实在太令人悲伤。”我知道，此时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还是宽慰了先生：严老师溘然长逝，没有受苦受罪，是福报，您节哀。
法大刑诉教研室历来有定期开展学术研讨的传统，1990年，时值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例会上提交了一篇小文，关于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会后，严先生把我单独留下，谈了她对文章的修改意见，并建议我加上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相关内容，由她审定后联系合作发表。我受宠若惊，不敢怠慢。于是就有了这篇《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这也是我与严老师唯一的一次合作发文。几十年中，搬了几次家，这本杂志我一直保存着。
最后的合影去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同学生谈事儿，同事鲁杨匆匆赶来，告诉我在楼里看到了严端老师和徐杰老师，我俩赶忙乘电梯下楼，想去看望他们。就这么巧！我们从四楼乘电梯下楼，下行至二楼，门一开，严先生和徐老师正在外面等候。严先生一眼认出了我，甚喜。我和鲁杨又激动又高兴，一边一个搀着严先生走出科研楼。可能因为我穿了双高跟鞋，严先生侧脸看着我认真地说：刘玫，你长个儿了。我说：怎么可能呢？严先生思索了一下说：“哦！那是我缩了！”一句话把我们都逗乐了。那天沐群陪同他们前来，我抽空问了她二老的身体状况，她告诉我一切都好，我很是欣慰。
当时幸亏怀德校长从旁提醒：“你俩还不快跟严老师照张相？机会难得！”于是有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先生一如既往的亲切、慈祥，一如既往的美丽。
今年三月，我老爸因病离世，享年86岁。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难以平复，前几天刚刚过了他的百天祭日。不想，又传来了严先生驾鹤西去的噩耗，她老人家的生命也是定格在了 86岁。行文至此，泪如雨下，2020年注定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在法大刑诉老一辈学者中，我一直认为，严先生是最明白的人之一，不仅是学问，更是做人。她是传奇，是旗帜，是我永远的偶像！严端先生千古！
（本文节选自“法学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