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我书架上的朋友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了几位特别的朋友。他们的特别之处有三：其一，他们大都已经逝去，距离我们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数千年，属于过去的时代。既属于过去的时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提起他们甚至是纪念他们呢？因为他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们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生活在传统之中，用他们的作品和言说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对于生命的态度。其二，他们都是人类最优秀的头脑，是文学史上发生重大影响、颠覆传统观念的杰出作家。众所周知，我们的时代需要天才。然而天才并不常有。在天才活着的时候，也许被我们当作蟑螂蚊子一样的东西避之唯恐不及。当他们在世人的拖鞋和手掌夹击之下悲惨而终时，人们才假惺惺地掉下几滴眼泪，竖起一座高大的隐形纪念碑，以表示他们早已识得这些伟大的蟑螂和蚊子，只可惜他们不幸早逝了。其三，他们都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语言的世界，想象的世界。通过他们，我们得以在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晃晃悠悠的盲目与浑噩中，去发现一个新鲜的美丽新世界。通过他们，我们得以获得美感和快乐，得以知道世界是如此宽大明亮。通过他们，我们得以发现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得以通向交叉小径的花园，得以在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我很喜欢套用连岳先生纪念王小波的文章《予人慧命者》的说法。他们，就是给我们以慧命的人。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说到他在文学上的师承线索。他说，他们年轻的时读着王道乾、查良铮诸先生的译著，因为当时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王小波所说的这一条隐秘的师承线索，对于我们今天的阅读和学习是很有启发的。王小波还说，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我如果要这么说，大家可能要打我，还要像用拖鞋拍死蟑螂一样拍死我。我不是天才，被拍死了也不会有人为我“竖起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也不会有人“记着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我只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决心在有生之年“建设祖国的语言”，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并且选择永恒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也像王小波一样濡润于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的文采春风。我自己写过一些很不成功的诗，也写过一些不很成功的小说。对于我将要提到的这些天才而言，我连小巫都算不上。道乾、良铮先生如果看到我的作品，大约也是要打我屁股的。
　　除了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条文学师承线索上的另外几个人，像马格丽特·杜拉斯，伯特兰·罗素，依塔洛·卡尔维诺，他们都是王小波十分推崇的作家。说来十分惭愧，我对杜拉斯和罗素的阅读有限，直到最近才有幸读到了卡尔维诺的小说。
　　卡尔维诺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去世。也就是说，在我出生之前，这位意大利的著名作家已经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伟大作品。生在这些天才之后，常常让我感到十分惶恐。偶尔我写下一些断句残篇并以此自鸣得意时，我会发现在我前面早有一位天才说过了，而且说得比我漂亮得多。我十分惭愧，从此不再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下笔也谨慎得多。通过我这个鲜活的例证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不轻狂枉少年，但仰天大笑之余，去读一读那些陈列在书架上的人类最聪明的头脑吧。
　　下面我要说的是诗人海子的道路上几盏引导过他的不朽明灯。海子的作品大家应当非常熟悉。我依然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某位老师以极其动情的声音朗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今天当海子被我们屡次提到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当年被海子屡次提到的那些伟大头脑。这些头脑中有盲诗人荷马，有杰出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自杀的俄罗斯天才叶赛宁，也有画出痉挛的向日葵的梵高。
　　我们注意到，荷尔德林来自以哲学、精密工业和马克思爷爷著称的德国，而叶赛宁则来自寒冷的俄罗斯。这两个地方无论是和爱琴海边的希腊相比，还是和盛产革命的法国相比，都缺乏浪漫气息。但这两块贫瘠之地都养育出了如此特异的天才诗人。而说到梵高，大家也许想到海子的那首《阿尔的太阳》，我却想起了西班牙画家达利。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十分推崇达利，我曾和他探讨过关于达利的问题。和梵高一样，达利也是一位火中取栗的画家。我关心的不是达利抢走了法国诗人艾吕雅的妻子，也不是他将自己关在笼子里的奇怪行为，更不关心他的画艺如何。我们知道，技巧并不是一切。我曾说过，所谓技巧，不过是入门者一个必经的迷糊阶段。譬如木匠，谁有点小窍门总是可以拿来唬徒弟的，徒弟心服口服倒了洗脚水还要替师傅捶背。等你熬出了那么点技巧，当然也可以拿来诈唬你的徒弟甚至铁匠瓦匠理发匠其他什么匠了。我关心的是达利作品中奇特的想象、对传统的反叛和对既有观念的颠覆。他发现了自己区别于其他天才的地方，并且不满足于天才说过的话，说出了别的天才没说过的话。
　　也就是说，他进行了伟大的创造。众所周知，创造是钢琴家区别于钢琴师的地方。对于天才，创造像一个美丽的女人一样令他们心醉神迷。他们沉迷于创造，创造就是一切。他们也倾心于想象，并赋予形式———一切艺术形式以生命力。天才善于从火中取栗，善于从一切日常经验中进行创造。他们赋予独特的想象以独特的形式。这独特的和任何人都不一样的地方，这任何人也没说过的话便成为他们自己。我们便说，这是杜拉斯，那是卡尔维诺；这是荷尔德林，那是叶赛宁；这是梵高，那是达利。
　　下面我要说说另外一些朋友，这些人为大家所熟知。今天他们已不再是蟑螂蚊子，而是为世人所纪念和尊崇的各个民族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伟大创造是我一再学习的对象。像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雪莱、泰戈尔等。其他我没有提到的人都记载在你们的外国文学史教科书中。还有我最近读的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乔治·奥威尔，大卫·劳伦斯，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等。他们或者让我体会到了语言的魔力，或者告诉我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些本质特性，或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小说，什么是美，什么是有趣，什么是可能性———语言的可能性和想象的可能性，以及，生存的可能性。
　　对我来说，还有一条隐秘的线索，那就是从庄周、屈原一直到苏东坡的创造之链。中间还有伟大的残疾人司马迁，口不臧痞人物、能一醉两个月的伟大疯子阮步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县委书记陶元亮，不鸟权贵、老是意淫月亮的妄想症患者李太白。通过这一条线索，我艰辛而快乐地攀爬在古典文学的悬崖峭壁上。
　　通过总结，我发现他们都是一些不太正常的人，我们的漆园园长庄周先生成天不务正业，想象着自己变成一匹大鸟横飞中国，想象自己像一条鱼一样“曳尾于涂中”，就像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中那个有着无数名字却不知道自己存在的古尔杜鲁。我们的西晋将军阮步兵先生十天半月不洗头面，走到没有路的地方情不自禁痛哭流涕。该先生还只是酗酒，他的朋友嵇康先生则磕药，刘伶先生甚至公然在家跳脱衣舞，连门都不关，还怪进屋的人走到他的衣服里去。
　　我不敢把这个结论告诉别人，因为我害怕别人也把我当成头脑不正常的疯子。我更不敢把这个结论告诉领导，我害怕领导上开会把我定性成不务正业、宣扬淫秽色情，或者干脆认定我是变态分子。如你所知，这样的人有损单位形象，对于单位是有害的，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我会失掉饭碗，只好像庄周先生一样成天无所事事地在想象中飞来飞去。
　　今天我鼓起勇气将这个结论告诉大家，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人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像庄周先生、步兵先生一样的伟大狂人。如果真是这样我很高兴。这高兴就仿佛一个疯子在一个单间关久了忽然又进来一个疯子，终于可以探讨探讨赵家的狗何以看了我两眼了。
　　这是我的隐秘经验，传男不传女，传女只传美女。这些朋友居住在我的书架上，和我亲密无间、形影不离。我们非常轻松地交往，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促膝长谈，通宵达旦。我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由换取人民币，去将他们请回家来。他们没有辜负我的一片深情，在我劳动之余，在我从俗务中脱身之后，他们在书架上静静等我归来。同时，他们也以天才的创造予我以慧命。在我生命完结的时候，我会欣慰地说，感谢一路上有你们陪伴，感谢你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创造，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受益终身的道理：创造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
　　希望大家也能拥有这么一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