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昌平听课的两个月

　　两年前，毕业前夕，我和龙哥站在 A 段 前，朱老师对我们说：“研究生阶段学得怎 么样取决于本科时的水平，我不相信一个 本科学得不怎么样的人经过研究生三年之 后会有大的提升，一般情况会是当你在研 究生毕业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水平比本科 的时候还要差。”那时，我们的心里还充满 着对研究生生活的期待和幻想，满脑子都 是计划。
　　周二下午，也在 A 段前，我和朱老师。 我对朱老师说：“两年来，我一直记得这句 话……我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没有一个好 的坚持。甚至更多的时候，我害怕自己是不 是真的还不如本科？”我们从大三聊到研 一，聊到现在，那些过往，如此清晰地再现， 很多细节，朱老师记得比我还清楚。我看到 了当年的幼稚、果敢、无畏，如今呢？难道这 就是所谓的成熟？
　　第一次听朱老师的课，已经是大三下 学期了。民总、物权、债与合同，现在都没有 这些课程名称了，所以一提起来，我就感觉 自己已经是老古董了。还记得第一节民总 课上，一个小男孩惊讶地叫着：“原来是个 男老师啊！”还记得上课一举例子都是在卖 黄瓜，不过这学期改卖电脑，档次提高了。 现在，教室里坐着90 后的孩子们，而那时 把座位让给我的师弟，今年也毕业了。坐在 教室里的我，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忆起 那时的经历。
　　能在大三的时候用一个学期完整地听 完这三门课，是我本科期间最大的快乐。我 一直是一个不善与人交往的人，维持着很 小的朋友圈，通过朱老师的课，我结识了几 位好朋友，和他们的交流，是校园生活中最 美好的回忆。很多次，我、龙哥还有马晴从 教室一直争论到食堂，龙哥也曾说过，如果 我们三个人都在研院是不是就会和现在不 一样，或者，这也只是另一种为自己的懒惰 所寻的借口？
　　我是一个不愿意问问题、更不愿意回 答问题的人。总觉得自己提不出有水平的 问题，更不用说答案了，如果不懂的话，就 自己去看书，如果还是不明白，那就算了。 也正是在朱老师的课上，在看书之余，我才 敢向他提问。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是 怎么决定参加债法课的那个案例讨论，如 果不是刚才打开 PPT，我都不记得自己讲 了些什么。但正是因为这一次发言，才使我 有了自信，不管是之后的江奖面试还是读 书会。
　　每次听完朱老师的课，我都想去图书 馆。还记得一天读完《权力与繁荣》时的激 动，并在那一段时间疯狂地迷上了奥尔森 和布坎南；还记得向朱老师要来了以赛亚· 柏林的书单，最终也只是磕磕绊绊的读完 了《自由四论》；还记得保研之后一口气读 完《民法导论》的那个“十一”，还记得国图 港台阅览室的一个个下午……当然，也有 很多书，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偶尔清闲的时 候拿出来掸去上面的灰尘。我早已不记得 普特南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讲得 是什么内容，我也不再光顾图书馆的哲学 库，普特南的《理性、真理与历史》，艾耶尔 的《语言、真理和逻辑》摆在书架上从来没 有打开过，但只要一看到它们，就想起了研 一最后一节民总课。
　　那时，我居然和朱老师“争辩”，要求他 继续讲完最后一节关于“事实与价值二分” 的内容，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直到最近重 读《法学方法论》，读考夫曼的《类推于事物 本质》，才想起原来的思考。但不会忘记的 是2008 年1 月1 日朱老师给我的邮件，那 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只是，我做过 的傻乎乎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而朱老师 总是用他的谦逊和真诚包容我，而这一封 封的邮件，给我感动，也给我力量。
　　最后一节课，朱老师依然强调了考试 的两点纪律：“一是不要作弊，二是不要以 任何方式要求照顾成绩，否则成绩降等。” 忽然想起一件更加好笑的事情，在大三重 听民法总论的时候居然还向朱老师要求参 加期末考试，而且我也真的去考了，呵呵， 成绩是多少忘了，不过记得朱老师是告诉 过我的。
　　站在 A 段前，想到多少次在这里占座， 在这里上课，在这里自习，在这里思考，远 处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们在照相，而这一 切，都只属于昌平。太多的东西在时间的流 逝中飘散零落，青春也好，梦想也好。也有 很多东西留在了心里，淡淡的，暖暖的。在 昌平听课的两个月，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与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