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杏林三十载

　　小月河边的北京政法学院自建院以 来道路坎坷，1952 年建校，1954 年学校迁 址至学院路。在“文革”中，学校被迫停办。 文革结束后，1978 年8 月5 日，国务院批 准复办北京政法学院，学校才重新恢复办 学。三十年前国庆前夕，我来到了中国政 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报到。对于 当时北京街头开始出现的广告都新鲜的 我来说，十年动乱之后能来到首都北京读 书，无疑感到无比兴奋。
　　作为学校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本科 生，我们成为了复办后，也可以说是新中 国第一批系统接受西方法学理论教育的 大学本科生，自喻“黄埔一期”，为学校的 法学教育改革薪火相传，点燃了新的希 望。
　　特别是1983 年，在中央“ 要抓紧筹办 中国政法大学，把它建成我国政法教育中 心 ”的指示下，北京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 中国政法大学，邓小平同志还特意为这所 大学题写了校名，这件事当时无疑在法学 界曾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今年是法大建校 57 周年，也是法大改革开放后恢复招生30 周年。我本人有幸沐浴了政法大学自恢复 招生30 年以来的风风雨雨，在这30 年 中，法大明显的进步和发展无疑是与中 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
　　大学生活的开始1979 年9 月底，我们初来到北京政 法学院时，北京政法学院只有一个学院 路校区，“文革”中这里被称之为江青的 “五七艺术大学”，五十年代建设的主楼， 改属过一七四中学，复办后一切均需重头 做起，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就连桌椅板凳 当时都难以到位，我们坐着小马扎上第一 课，才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的 延安精神，现在业已略感窄小的昌平校 区，也是我们七九级毕业后，于1985 年在 党中央的关怀支持下才新建的。
　　虽然老校地处燕京八大景之一的“蓟 门烟树”西南侧，东临小月河，校外的村田 野趣耐人回味，但那时的学院路校区感觉 更像一个小而破旧的中学，其规模完全不 能用一般人观念中的“大学”来形容。经过 了十年的动乱，学校里戏校师生、歌舞团 演职员、曲剧团和文化局职工、杂处一地、 热闹非凡。
　　校园里最壮观的情景，莫过于法学老 师的慷慨激昂政治演讲中，突然为窗外锣 鼓喧天的戏曲教学课所打断，顿时一片会 意的笑声，异常热闹。虽然学校礼堂为人 所占、澡堂为人所用、四年之中我们都是 在新影礼堂、冶金礼堂看电影，到西直门 外去洗澡，但小巧玲珑的老校区，古朴典 雅，紧临三环，交通便利，且与首都众多知 名高校并肩毗邻，充溢着浓郁的人文气 息；伴着戏曲专业学生曲调优美的唱腔， 在“蓟门烟树”的薄雾之中开始每天清晨 的英文诵读，于“金台夕照”中的小月河 畔相约倾诉同学的衷肠，使我们时至今 日，情趣难忘。
　　无法忘怀的开学典礼伴随着全国各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的春风，北京政法学院又迎来了一个生机 盎然的春天。开学后不久，10 月份北京政 法学院举办了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开学 典礼。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时任中央政 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 同志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问先讲了 “红机子”里装窃听器这样我们闻所未闻 的信息后，突然问我们说：“同学们，你们 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开始筹划制定《继 承法》吗？”
　　这个问题自然使我们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江华同志接着即道出了缘由。改 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同志接见外宾，曾 被人家多次问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所 得，将来是归共产党所有呢还是归外国资 本家所有呢？其所得会得到保护吗？这其 实就是后来《继承法》规定的合法私有财 产能否继承的问题。
　　直到1985 年《继承法》颁行，特别是 2009 年《物权法》颁行，自己站到讲台上 阐述《物权法》颁行的伟大意义时，才更加 理解了江华同志的讲话。
　　我的第一节民法课我的第一节民法课是听恩师江平老 师讲的，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但我仍 然记得第一次上江老师课的情景。彼时， 略显阴冷的天气暗示着初冬的到来，传说 中深奥莫测的江平老师终于答应给我们 班来做一次民法讲座，我们一吃完晚饭， 就坐在教室等候着。门被一个头发稀疏 的像列宁的男子推开，江平老师穿了一件 破旧的小大衣，瘸着一条腿，一步一步走 上了我们班的讲台，就是他给我上了人生 中第一节民法课。
　　他说话时的声音总是很洪亮，像洪钟 那样的深沉有力，绝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 打瞌睡。那堂课江老师讲的第一句话就 是：同学们，大家想学民法，其实学习民 法，就是研究三字：即人、物、债。这里的 人，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所有人；这里的 物其实就是指商品；而这里的所谓债，无 非就是商品交换的最一般形式即合同，在 民法理论中的高度法律抽象。
　　这一节课我是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的。这无疑就是我的民法启蒙课，也就是 从江老师这一节课后，我不但崇拜他，而 且有幸能追随在他的左右，跟着一个“只 向真理低头”的人，在学术的汪洋大海中、 乘风破浪。
　　1996 年我从加拿大留学归国，去看 江平老师，他和我促膝相谈、语重心长地 对我讲，他自己没有上燕京新闻系的时 候，觉得自己一个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 上了燕京，顿时觉得自己啥都知道了。但 一听大师们演讲，似乎又觉得自己啥也不 知道了。
　　去苏联以前，总觉得自己啥也不知 道；到了苏联就觉得自己啥也不知道了。 从苏联归国后，觉得自己啥也知道；一归 国就稀里糊涂被打成了右派，当然就更感 到自己啥也不知道了。
　　法大给我们首先不是现代化的大楼， 但当时北京政法学院集中了全国百分之 五十的法学高级知识分子，不论是我们刚 入校门时所谓政法“四大才女”，婚姻法巫 昌祯、刑诉严端，宪法孙秉珠、法律思想史 薛梅卿，还是所谓两大才子，刑法余叔通， 民法江平，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而没 有被正式授予大师称号的大师们，向我们 这些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的所有的 老师，共同将我们领入了法学教学与科研 的圣地，他们都是我们的恩师，江平老师 仅仅是他们中间的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同学三十年前，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暨一九 七九级开学典礼上，江华同志传达了当时 中央的一个希望，他说，中央政治局讨论 中国的法学教育，认为即使北京政法学院 一年能够培养一万人，那要达到全中国所 有的政法干部都换成大学生的目标，也要 100 年才行。
　　中国政法大学，这一个甲子轮回即将 到来之际，最大的功绩，就是给新中国培 养了任何一个学校都不能比拟的政法干 部。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年来，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 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都与我们的毕业生 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83 年我 毕业了，我们这届毕业生是新中国建立后 第一代系统地用近代西方法律知识培养 出来的法学本科学生。自1979 年我国恢 复招生后，我校源源不断的法学毕业生投 入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大军中来，而我们之前的文革前的老校友 们，大都业已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我校为 国家培养了各类优秀人才20 余万人，参 与了自建校以来几乎国家的所有立法活 动，甚至我们的工作就反映着国家法学理 论的变革和法律思想的更新，代表着国家 对外进行法学等领域的学术交流趋势。 有统计认为，全国具有高等学历的司法工 作者中，约有1/10 都来自于我校。未来我 校应该对中国司法系统贡献出大量的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在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和创新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引 领”作用。我校不愧是新中国的法学教育 中心，法学科研咨询中心以及图书资料信 息中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 宝贵的，政法的几十万同学，就是我们对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最大贡献。
　　新中国六十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中 央高层对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一年比一年 重视，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经过 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上下都看到了依法 治国的力量，法治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它已经成为我们整个政治生活、经济生活 和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法大对国家 和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在这里工作 和学习，应当为学校感到骄傲和自豪。
　　每一个法大人都是在老一辈的怀抱 里，听着长者倾诉的故事而成长起来的。 法大人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讲下 去。可谓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改革开放 三十年后，中国似乎不差钱了，但经济发 达之后的我们，无一不在思索，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法治天下，为此， 舍法大之人者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