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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的积贫积弱和政策的摇摆不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社会的富足和文化的繁荣。在新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形式下，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人民财富跨越式增加，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活方式更趋多元化。
由于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耕地面积的增加以及农田灌溉技术的提高，农产品产量实现飞跃，在满足农业人口需求之余，有足够的剩余供给非农生产的人员。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漆、茶及棉花的种植都得到推广；铁、铜、铅、锡等矿产都被挖掘开发，采矿业和冶金业迅猛发展；丝绸织造和瓷器烧铸等传统手工业取得史无前例的进步。区域特色经济逐渐形成，河北南部的铁、苏湖的稻米、福建的蔗糖、四川和浙江的纸张都是享誉全国的地方名特优产品。
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带动下，商业革命发生了，国内外贸易欣欣向荣。运河网的建设和陆路交通的改进，使商品能在整个国家内互通有无。造船业的兴起、航海技术的提高以及罗盘的发明，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商人遍布东南亚、朝鲜、日本各地，形成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催生了发达的货币经济，在广泛使用银铜等金属货币之外，从事远程贸易的大商人还发明了‘交子’、‘钱引’、‘会子’等纸质支付手段，并出现了交子铺、兑房和钱户等货币兑换业者。总之，“从货币的发展及其他经济特征来看，宋朝的商品经济代表了中国在19世纪前的最高发展水平。”（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以迥异于以往的形态历史性地崛起。王室和政府虽然仍是消费的主体，但新兴城市不再是政治中心或军事据点，而是大商业中心。“这些大商业中心接受了城市中以小职业为生的全部流民：店铺雇员、客店伙计、酒馆和茶肆的跑堂、搬运工、公共场合的杂耍表演者，尚且不谈诈骗者、弄虚作假者、偷盗犯和女娼男妓。”（谢和耐：《中国社会史》）平民取代贵族和官僚成为城市生活的主导者，厢坊被打破，宵禁被取消，瓦栏酒肆和街谈巷议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表征。与城市平民化紧密相关的是民间文艺的兴起和社团行会的增加。宋代的文学形式深受城市生活的影响，宋词、说书、音乐和演剧主要以城市平民为读者和受众，内容和形式都更接近于现实生活。孤儿院、收容所、公墓及诊所等公益组织在市民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乡会、同业公会、互助会等民间行会组织对市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城市的热闹和生机。
由于国家赋税制度的变化，土地贵族在历史舞台逐渐消失，士绅阶级崛起并主导了地方社会生活。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中，社会精英的判断标准是一个人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在知识界中的地位。所以，士绅阶级一般居住在户籍所在的县城，以便和其他地方精英沟通并参与地方政治，主持地方公共事业。占有土地并不是他们地位的标志和保障，而是他们投资收益的一种途径，所以他们一般把农村土地租佃给佃客耕种，并差派管家经营管理。佃客承租士绅地主的土地，负缴纳租金的义务，但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租佃关系稳定了农村生产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科举出身的官员对实际政务不够熟悉和官吏选用回避制度的严格贯彻，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吏并不能实质性地主导地方政治，而由地方人士充任的胥吏衙役由于对地方人事的熟悉，反而更懂得如何推行地方政务。这样，士绅阶级和胥吏衙役就成为地方政治的核心人物。
自儒家的信用被标榜儒术的汉、晋败坏以来，整个中古时期，本土的道家和异域的佛教取代儒家思想成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形态。隋唐以来，由于科举考试对儒家经义的强调，士大夫中出现儒家的自觉和道义的担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谏迎佛骨，主张恢复儒家的道德传统。唐武宗和周世宗为打击佛教寺院经济推行灭佛政策，佛教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失去影响。宋朝优礼士大夫，儒家经义藉发达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更为普及，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更为严峻，士大夫受到的刺激也更加强烈，儒家道德保守主义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开创宋朝道学的人物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邵雍。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张载作《西铭》，极言理一分殊之旨；邵雍作《皇极经世》，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合《论语》、《孟子》为《四书》并行，融会贯通，儒家精义纷呈。及至朱熹，学无不观，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传世名著计有：《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通鉴纲目》、《家礼》、《近思录》及《伊洛渊源录》，其中，“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宋史·道学传》）这些新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尊王攘夷、大一统，认为最好的政体是谦抑君主统治下士大夫主导的开明专制。在学术上，主张回归遥远的传统，排斥汉学为“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佛道两家为“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只有道学真正继承了孔孟的道统。（朱熹《四书集注》）在道德伦理上，强调‘三纲五常’，主张男女有别，重视家族伦理。道学在当时引起了儒家内部的革命，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巅峰。但是，道学毕竟是在佛道两家全盛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的重要命题深受佛道两家的影响，道学主张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可见，其重心已内转并落在个人修养上。这样，当道学被吸收到政治体制之内，并成为官方正统学说时，它的发展历程也告结束，“这个或者可以冠之以‘新传统主义’名称的学派，具有巨大的惯性，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樊篱，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