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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安梁，男，1931年7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县章党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2018年3月9日晨凌晨4点32分因病去世，享年87岁。3月11日上午，遗体告别仪式在火箭军总医院（原二炮总医院）举行。
谷安梁老师退休以前供职于法学院法理学教研室（现为研究所），是我的学科前辈；退休后属学校离退休工作处，是我的同“处”前辈，我不能不向谷老师告别。
面对一位前辈的溘然长逝，我不禁悲从中来，唯有小小梳理谷老师的生平，寄托哀思，愿谷老师西去路上走好。
在“革大”接受洗礼1949年，谷老师在天津报考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2月从报纸上看到被录取，3月到天津北站吕纬路北洋桥旁报到，两天后集体乘火车到北平的西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革大”）本部，编入第一期三部廿七班三组。正是因为此次入学，谷老师属于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享受离休待遇。
谷老师曾在《往事如歌》里写道：“考入华北革大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新起点。革大的地址在北京西苑，颐和园的东南，原为旧军阀曹锟的兵营……。每天早晨集中整队跑步，吃过早饭集合带马扎或扶手椅到西操场上课……在露天广场上的第一课是时任天津市长黄敬讲的人生观。以前我没有思考过人生的价值问题。听课之后明白了许多道理，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就是人活着只有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而献身才是有意义的，才是高尚的。听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杨献珍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49年8月毕业，谷老师留校分配至组织科。8月第二期开学，谷老师到三部三十班担任组织干事。1950年3月，调至政治研究院一班任秘书干事，5月到政治研究院组织科任科员。1953年3月，“革大”撤销。谷老师被分配到复兴门外礼士路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谷老师任组织科科员、秘书。在中央政法干校工作期间，谷老师曾参加过留苏考试，可惜落榜了。
“人大”七年求学时光1955年，谷老师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招生考试，被录取为法律系本科。1955年9月1日，谷老师开始了在“人大”的学习生活———含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谷老师24岁上大学，当时已工作了六年———属调干生。
谷老师本科阶段学习了国家与法权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国国家与法权史、外国国家与法权史以及俄语等课程，在校期间担任过系学生会副主席。
1959年，谷老师和陶髦老师、甘绩华老师等留校读研究生。该届开设了国家与法权理论、法制史、国际法、刑法刑诉专业，有13人就读，其中谷老师和甘绩华老师读国家与法权理论专业，陶髦老师读刑法刑诉专业，谷老师担任过班长。
法大情缘，始于1962++++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谷老师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谷老师这一届13名研究生，有8位分到了北京政法学院，有甘绩华、陶髦、许大昕、李佩华、许作山、邵景华和宋峻等，甘绩华和陶髦老师都曾出任过学校副校长。
谷老师1962年12月至1964年5月在“民刑法教研室”“刑法组”任“刑事政策与法律”课教师，当时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被当作资产阶级理论，刑法就是讲毛主席的两类矛盾和刑事政策，谷老师没有担任主讲，只是做些辅导、主持课堂讨论的工作。1964年5月至1965年6月，谷老师奉命带1962级六班学生到四川乐山搞“四清”，具体负责峨眉山山脚下的峨眉县九里公社的工作。1965年下半年学校开学后，谷老师调到1964年入学的二年级办公室工作，担任年级办副教导员、党总支委员兼五班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70年1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北京政法学院，全体职工到安徽办五七干校。
“1971年2月搬迁到安徽省宿县地区濉溪县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一直到1972年4月五七干校撤销，教工在安徽就地分配工作……在五铺农场期间，我参加过拔草、收麦子、掏粪坑等劳动，当了三个月炊事员。”
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后，谷老师以夫妻长期分居为由调回天津，在天津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组任教，后担任组长，先后给中文系、数学系、地理系的学生上过课。“那时上课是不给报酬的。早晨自己骑自行车去上课，下课不管饭，讲完课饿着肚子骑自行车回家吃饭，一分钱讲课费也没有，一讲就是连续半个月、二十多天。那时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毫无怨言。”
重回法大谷老师1979年1月接到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小组的信，于1979年5月结束了在天津师范学院将近七年的教学生涯，调回学校，开始法学教育工作。重上讲台，“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参考资料极端缺乏。”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教研室几个教师骑自行车到人民大学去听孙国华老师的课，使用他主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教材，回来写自己的讲稿。就这样现买现卖走上讲台。”
谷老师在校主要讲授法理学、立法学等课程，给研究生讲过马列主义法学著作选读、法理学原理专题研究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专题研究等课程，指导过八位研究生，均顺利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谷老师发表了《试论现阶段我国国家与法的性质》《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问题》《略论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制和法学的改革》《法学基础理论学科与教材改革》《创建立法学是法学改革中的一项紧迫任务———立法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法学杂志》1990年）等论文，其中立法学领域的论文在当时的国内可谓领先，他在法大应该是立法学学科无争议的开创者之一。九十年代，谷老师出版了其主编的《立法工作概论》《立法学》教材，前者是法大第一部立法学专著，后者被司法部指定为“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
可以说，谷老师凭一己之力在法大奠定了立法学课程和学科研究的扎实根基，更在军事法方面走在学界的前沿。1993年，谷老师在《政法论坛》发表了《关于军事法立法理论问题的思考》，这篇论文无疑开启了法大军事法研究的先河。这方面的论著还有《略谈我国军事法的地位与军事法规的立法权限》《法学辞海（军事法学分卷）》等。值得一提的是，谷老师是北京市法学会的资深成员，多次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曾担任过1997年第三届法学会的会长。
谷老师于1997年办理了离休手续，组织关系正式转到老干部处，我的他的接触比以前少了。但记忆里教研室坚持多年的每年年终全体成员———含已经离退休的成员聚会，谷老师每次必到。最近一次是2016年12月30日的聚会，我受研究所之托代为组织离退休的成员，谷老师和杨鹤皋、甘绩华、任中杰、王启富、刘全德等老师如期而至。
如今，谷老师已经西去了。谨以此篇小文纪念我同“业”同“处”的学科前辈谷安梁老师！